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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愣，池迁抓着我的衣角，把背在身后的手拿出来，一朵半开的野花递到我妈面前，那是他在别人家菜地里偷摘的，小孩有些怕生，怯怯地叫了一声：“奶奶，给你。”

五十几的老太太一颗心都化了。

我爸围着围裙从厨房里赶出来，两只手紧张的在上头抹来抹去：“快进来快进来。”

路上和爸妈报备过，他们也知道我决定收养池迁的事，一开始我爸有些不高兴，他不喜欢立秋，打头他就觉出立秋对我太冷淡，后来发生那样的事更是令他不满，可现在人都没了，他也就不说什么了。

立秋和我离婚时就数我妈骂得最狠，但我妈听见立秋自杀的事，却怔了一下，低声叹气：“她也是个傻姑娘啊。”

我前面还有两个吃喝嫖赌样样齐全的哥哥，可我妈却说她最担心的是我。也许是那年我一脸伤心欲绝跑去西部自我流放将我妈吓坏了，我还记得，上辈子我有一段时间一直沉浸在自怨自艾中，还彻夜写过一封信给她，说我对婚姻绝望了，再也不想结婚云云，惹得我妈以为我在深山中剃度出家。

因此我带着池迁回来，我妈尤为激动，抱着孩子哽咽道：“老天啊，总算还留了个人给你种小菊花啊！”

池迁：“？？？”

我：“……”

我再不肯结婚，我妈就一直担心我会灵前凄凉，给我早早买好一个大花盆，再三叮嘱我的小侄子们，等我几十年后撒手人寰，记得把我骨灰收在里面埋点土撒点种子，好叫我死后化作春泥更护花，有个事做，不至于太寂寞。

我表示……就算种黄瓜，我也不种小菊花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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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池迁安放在爸妈家，我就想着去联系学校和老师，小孩九岁了，肯定得上学。我去支教是停薪保职，还要去一中一趟，不然怎么养家呢？

我的工作没问题，只是这学期排不上课了，得等到明年。看来这几个月我得另谋生路，弄个副业，至少要挨到明年春天开学。上辈子我就一穷教书的，一辈子连点积蓄都没给池迁留下，这辈子可不能再重蹈覆辙了，如果我又出什么意外，至少要留点家产给他，让他以后能少奋斗几年。

这件事可以慢慢合计，池迁念书的事倒是有点波折。

上辈子什么事都是托卫衡办的，也不知道原来他的学校这么难找。他户口随的立秋，立秋是判过刑的人，稍好一点的中心小学、实验小学都不肯收，他们怕池迁会带坏别的孩子。

最后还是决定去找卫衡，他父亲是南川镇长，这样的事都不用他出马，叫秘书挂一个电话去就行了。

一步一步往卫衡家去，满心都是对池迁的愧疚。

他家就在一中附近，走半条街，独门独院的一栋，后面是山，还有一个种满荷花的鱼塘。

我去找他时，他正坐在自家鱼塘边垂钓，弄了个大伞撑着，一条折叠躺椅，我在一旁说得口干舌燥，他只嘘了一声：“阿俨，你坐，等我家鲤鱼上钩不急。”

我无可奈何，只好陪他坐下来，幸好我是深知他一贯做派的，否则真想将他一脚踹入水中。

想起上辈子刚认识他时，我被他这臭脾性气得不知道生了几肚子闷气，尤其那一次，我哥被扫黄的警察抓进局里了，我像旋风般刮去他家找他救命，就看到他闲闲地靠在藤椅上，桌上摆了一盘围棋，自己和自己下得津津有味，摆摆手对我说：“阿俨，你坐，等我这盘棋下完不急。”

我记得我那时好像见到鬼般瞪着他，心想，可能下一秒地震海啸，天要塌下来，我跑进来叫他快逃命，他也会温温吞吞地提笔铺纸：“阿俨，你坐，等我写个遗书交代下后事再逃不急。”

一个小时后，我坐在他身旁瞌睡得连连点头，他终于钓得一尾呆笨呆笨的胖鲤鱼，心满意足地将它放回水中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嗯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”

“呃……我来找你帮我家小鬼安排个小学，我刚找了好几个学校人都不肯收……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他平淡地点点头，“还有别的事吗？”

“……没了。”

卫衡就是这种让人无力的家伙，而我居然和他做了快十年的朋友，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。

有不少人不喜欢卫衡，因为他太不通世故，别人看他那副寡淡的脸就会觉得眼高于顶和轻漫，可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人，反而，你要是有事求他，他都不懂拒绝你。

以前还在念书时，有个坐在他后座的女生要他每天带一块巧克力给她，他坚持了一年多，直到那姑娘转学。那时候巧克力这种东西还蛮稀有的，至少我那时就没吃过。他也觉得麻烦，但是他这人就那样，怕跟别人说不。

我是在初三的时候认识他，那时候卫衡高三，我作为校广播站的小记者去采访他，因为他是那一届唯一一个被保送到医科大学念本硕连读的人。

校刊上有一张他的照片，毕业的六月，他应学校要求拍宣传照，站在炙热的阳光下，一手展示着一份录取通知书，一手举着一张照片，眼中的泪混着汗水滴下来。

照片上的男生我认识，名字叫青森，是校田径队的体育特长生，十分高大强壮的人，谈不上英俊，但棱角分明，不笑的话看起来有几分凶恶，但眼神却像鹿一样柔和。

我也采访过他，那时他破了省运动会的记录，被评为国家二级运动员。

卫衡考上保送的前半年，青森回家的时候被几个把摩托骑得七扭八歪的飞车党撞下马路，头磕到高压电箱上，再也没醒来。撞他的人连十五岁都不到，抓起来又放了，只赔了十几万了事。

要采访卫衡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，因为他神出鬼没，最后是在图书馆的顶层找到他，我嘴叼一只笔，腋下夹着一本笔记本，从生锈的铁门缝隙里钻过去，卫衡正坐在呼呼作响的空调箱上发呆。

我问他为什么拿着那张照片。

“他练习经常受伤，我是为他考的医生。”卫衡回答，“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没有食言。”

我在本子上写下傻乎乎的句子：“友谊天长地久。”

他看到我写的话，一笑：“我是他最好的朋友，他却是我除父母外最爱的人。”

我笔下一抖，抬头看他，他很坦荡，眼神磊落。

2001年才将同性恋从精神病人中剔除，但还是将其归类到“性心理障碍”的条目下。

要知道那是1989年，没人敢说出那种话，他敢，他无所畏惧。

因为他不在